北京2018年1月24日电 /美通社/ -- 1899年，与北京在北半球同纬度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推出了一本新杂志《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
那一年，美国工业产值刚刚跃升世界首位，福特与他的朋友集资1.5万美元在底特律创立了第一家汽车制造厂，莱特兄弟已经在为4年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飞行做准备，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读书的爱因斯坦正式申请瑞士公民权。
这是人类新科技和新商业力量大爆发的前夜，也是世界经济版图的重心从传统的欧亚大陆向西方的北美转移的开端，一切都已经在孕育之中。
同一年的中国，正处于李鸿章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英国战败，对日本战败，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马关条约》，两年后又签署了让李鸿章“大口大口地吐血”的《辛丑条约》，前方似乎是看不见尽头的黑暗。
随后的一百多年倏然而逝，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百年。中国GDP跃升世界第二，科技和商业力量令世界瞩目，世界经济版图的重心在时隔两百多年后重新回到东亚，中国开始成为全球市场秩序的主要倡导者和维护者。
1999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创刊100年时，推出了“35位35岁以下科技创新青年”的评选，以期激励青年创新者取得更大的成就。2018年1月30日，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宜信与《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将在北京联合主办该奖的颁奖典礼，这也是颁奖典礼第一次走进中国。
这个奖的特色是什么？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点走进中国？又将对中国的科技和商业创新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一、科技刺猬+商业狐狸
我们先来看看《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推出的“35位35岁以下科技创新青年”奖。
以赛亚·伯林把人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种类型，刺猬专注于一件大事，一刺到底；而狐狸嗅觉敏锐，八面玲珑。
国内外有很多科技类奖项，比如国际知名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国内有国家较高科学技术奖。相比这些奖项，我把这个奖项的特色总结为：科技刺猬+商业狐狸。
这些获奖者都很年轻，35岁以下，正处在技术研发最旺盛的人生阶段，但他们都持之以恒的在某一个领域长久专研，实现了“单点突破”，像刺猬一样，“一针捅破天”。
比如美国Gecko Biomedical 粘合剂部门负责人玛利亚·佩雷拉，发明了用胶水粘住患病婴儿心脏上的漏洞，创造性地攻克了儿童心脏很难缝合的难题；再比如很多国人都知道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吴恩达，他在人工智能方面持久专研，使人类在深度学习、在线教育等领域的实践水平向前迈了一大步。
相比而言，诺贝尔奖和国家较高科技奖更多是对一个人一生成就的总结，有“终身成就奖”的色彩。获奖者已经是某一个学科的泰斗级人物，是著述等身的大师。如果把这些人比作功成名就的“迟暮雄狮”，“35位35岁以下科技创新青年”奖获奖者就是年富力强的“科技刺猬”。
这个奖项的另一个特色是“商业狐狸”。这些获奖者很多来自于商业机构，或者本身就是一位创业者，为了解决一个商业难题而进行的技术创新，最终实现了丰厚的商业回报。
我们来看看这些获奖者名字：Google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2002年）和谢尔盖·布林（2002年）；Linux之父林纳斯·托瓦兹（1999年）；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2007年）；Yahoo创始人杨致远（1999年）；Apple设计总监乔纳夫·伊森（1999年）等。
这些人不仅是科技专家，也是商业精英，财富新贵。他们既有刺猬的持之以恒，也有狐狸的商业嗅觉。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首先关注的是技术-突破、惊喜，以及那些可能改变我们生活的意外发现。”《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负责人说，“这些年来，我们所选择的这些青年才俊的创新成果和公司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进步的方向。”
二、以市场换技术 -- 模仿式创新 -- 源创新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为什么会牵手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宜信，将颁奖典礼放在中国？不仅如此，从2018年起，除“35位35岁以下科技创新青年”奖的国际榜单外，将会有一份专属于中国科技创新者的榜单。
回看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走过了“以市场换技术 -- 模仿式创新 -- 源创新”三个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启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升级之路。1984年3月22日，国务院在同意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做好技贸结合和旧设备选购工作的报告》的批语中确立了“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汽车、大飞机、高铁等领域都进入了以市场换技术阶段。但结果并不如意，换来的技术不是不入流，就是二流技术，发达国家不会把先进的核心技术转给中国。
第二阶段是模仿式创新。很多人以“山寨”戏谑中国制造，但模仿是创新的必要阶段。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称赞模仿式创新，他说日本早期就是通过模仿起步的。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走上了模仿式创新阶段，家电、家具、汽车、高铁、互联网，以及衣服、鞋子、化妆品都在学国外。
以互联网为例，1996年8月已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张朝阳手持风险资金回国创业，1998年正式推出搜狐网，拉开了中国互联网的大幕。马化腾、马云、李彦宏都曾是张朝阳的“后辈”。张朝阳说，“99年我像摇滚歌星式的被接待到了深圳，听众七百人当中的一个人有马化腾，他听了之后激动不已回去做了OICQ，后来改为QQ。”
随后的二十年，中国互联网全面模仿美国。美国有雅虎，中国有搜狐和新浪；美国有谷歌，中国有百度；美国有脸书和推特，中国有微博和微信；美国有亚马逊，中国有阿里巴巴和京东；美国有Quora，中国有知乎……
今天中国进入第三阶段：源创新。源创新由斯坦福大学教授谢德荪(Edison Tse) 提出，用于解释中国企业创新和中国经济转型。源创新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市场反推的创新，二是颠覆性思维。
在通用技术领域，量子通信、云计算、生物识别、高铁、人工智能、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等，中国都已跻身世界前列；共享单车、微信公众号、移动支付、网购、网贷、今日头条信息流等日常生活领域的创新，中国引领世界潮流；从华尔街归国创业的唐宁先生创办的宜信，是中国金融与技术创新相融合的代表。中国基于庞大市场规模而催生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源创新，正深刻影响全球。
对于走过三个阶段的中国来说，《大趋势》作者奈斯比特有一个预言：“中国在人类即将到来的新浪潮中取得了领先地位，我毫不怀疑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中心。”这句话最能解释《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与宜信的这次牵手。
三、“拔河游戏”与“中国式机会”
罗振宇在前不久的跨年演讲中提到两个词：“拔河游戏”和“中国式机会”。
他说，中国人眼里的博弈，是一场人人皆可参与的“拔河游戏”，只有让更多的人站到自己的一方，才能把供应链上高价值的部分拉过来。这比起“拳击赛” -- 让自己强大，击倒对手，让输家下场，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中国通过“拔河游戏”，不断将市场、科技、资金的势能吸附在自己的一边，成为创新的高地，由此带来了“中国式机会” -- 中国GDP大约12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500强公司，中国占 115 家；中等收入人口和大学生的数量都是世界最多；绝大多数工业品产量连续数年世界第一；钢铁产量连续 20 年世界第一……
奖项走进中国，也是在抓住“中国式机会”，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庞大的市场为技术和商业创新提出了需求，需求是创新的来源和催化剂。中国拥有全世界最为庞大的中产阶层，这部分人群的消费升级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要求。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技术和商业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是创新者的灵感来源。
二是中国为技术和商业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应用之地。任何一项产品和服务，乘以13亿用户都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获奖者中的很多人，既是技术大拿，也是商业大师。将自己的技术和产品在市场中不断测试、调整、迭代、完善，中国是较好的试验场。
从1999年到2016年，共有17名华人获得《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选的“35位35岁以下科技创新青年”殊荣。2017年，华人获奖者更是达到破记录的6位。作为世界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新兴发展力量的中国，科技的进步有目共睹，中国科技力量正获得全球科技行业的认可。
此次支持“35位35岁以下科技创新青年”奖落地中国的宜信，是一家从事普惠金融和财富管理的金融科技公司，也是中国科技创新企业的代表。宜信用科技为自身赋能，也为中国的创新者赋能，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在企业内部以科技促业务，将科技运用于优化内部工作流程和改善外部金融服务，提升工作效率与客户体验，内有Big Sword平台， dbus（数据总线平台） + wormhole（流式处理平台），外有智能投顾、智能保险、大数据风控、AI+FOF等等。
二是投资促动参与全球科技创新。宜信通过母基金间接投资、股权众筹直接扶持、新金融产业投资基金全球投资等方式，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参与全球科技创新。
三是支持科技人才发展。以宜信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正凭借自身努力，改善人才发展环境，吸引海外科技人才归国，在全球范围内吸纳人才。正是因为有了优秀的科技人才，中国才会在一个又一个领域从追赶变成领跑。
非常期待1月末在北京举办的《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颁奖典礼。时光如果能够倒流，回到1899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创办那一年的中国，仍然蓄辫、绑脚的中国人一定想象不到百年后中国会重回世界中心，而这一奖项将成为这个过程的历史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