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观察报》评论员 冯超
“我们不仅要降低创业门槛，让企业生出来，还要避免形成僵尸企业，要扶持它们，让它们活下来、活得好。”3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工商总局研究部署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总理说：“我们既要有顶天立地的大企业，更要有铺天盖地的小企业，一方面保障就业，一方面培育更多的成长型企业。”
最近，无论是主政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在关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固然，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当下，通过切实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把“玻璃门”打破，将“高门槛”削平，是为增强市场活力注射一针强心剂。并且已经初见药效——据工商总局统计，商事制度改革一年来，全国新登记企业383.23万户。
但是，在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市场活力被进一步激发的同时，还有另一组数据我们绝不能小觑——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经过大量调研曾得出一个破产企业数据，全国每年约有75万到80万家企业退出市场。总理之所以说要让企业“活下去”，与初创企业生存艰难的现状不无关联。按照既有数据，这300多万初创企业，虽然跨过了第一个门槛，但很快迎来两三年的艰难期。
一个佐证是，来自工商总局局长张茅透露的数据：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3.7年，其中，小微企业还不到3年。该如何理解这一数据?事实上，大部分初创企业自然要归于中小或小微企业。当然，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初创企业生存率都不会比成熟企业高，但中国很多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的确活得不太好——有统计数据显示，欧洲、日本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12.5年，美国竞争相对激烈，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也达8.2年。
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甚至走到破产的地步，成本问题无疑是拖垮它的最直接负担。让企业“活得好”，政府最插得上手的就是降低企业遭遇的制度成本。
当然，降低成本，并不容易。比如社保问题，坊间热议“五险一金”企业负担过高。“五险一金”占工资总额的40%至50%，这一比例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工薪阶层每月到手的工资(含税)6000元，那么他的雇主，即企业要为他掏出10000元甚至12000元的真金白银。而在发达国家，同样这个数据要低得多，往往只有15%、17%、20%左右。降低这部分成本，要求在整个社保制度改革中，各省(市)还应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目前社会保障支出只占我国财政支出的12%，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30%至50%的比例，现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财政对社保的支出也有20%以上。而据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所发布的2014年企业负担的数据表明，人工成本上涨已连续两年位居企业各项负担首位。
又如土地使用成本问题。有数据显示，中国一线城市，一座建筑，土地成本能达到 70%以上，全国平均大概是50%左右。而在发达国家，企业对这部分的成本付出较低，如有的中国的厂商去澳大利亚投资，土地成本占建筑的成本比例仅为13%左右。当然，土地成本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制度层面，目前依然缺乏一个系统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的举措。
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首先就要在观念上动大手术，自上而下，敦促相关部门树立改革的意愿，真正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打造创业型社会。推进起来，不妨让相应改革举措以是否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初创企业负担为评判标准。
其次，应在发展模式上动大手术，改变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发展模式，让市场的归市场。这其中既要深度推进反腐败，又要扼制不作为、乱作为，防止部分行政管理人员从企业那里牟取私利，导致企业相应成本的上升。因此，需要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及加大对侵害企业权利的机构和个人的查处。
再次，就是在制度改革上动大手术。比如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产权保护的法律和法规。2002年我国颁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并于2003年1月1日开始执行，但是囿于2002年对于民营经济及中小企业的认识，这一法律大多为建议性、指导性的条款，对相关各方缺乏约束力。减少中小企业的制度性负担，就需要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法或制定中小企业基本法，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产权保护，提升中小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又如，上述社会保障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虽然已经提上日程，但在最近的两会上，依然成为企业家代表最为关注的议题，显然改革力度还远远不够。
对于企业本身，能够把控的往往只能是财务成本。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优胜劣汰，无可厚非，但对改革来说，就是要帮助企业解决制度成本问题，不让企业因为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失去成长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