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邓子庆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中纪委前段时间曾刊发文章——中国收获反腐红利：以反腐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将成为“新常态”，有效刺激民间投资潜力和全社会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中国红利”。
反腐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红利到底有多大?彭博社对17位经济学家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些经济学家预测，中国政府的反腐运动将在2020年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1到0.5个百分点，可能相当于获得一笔大约700亿美元的红利。
还有专家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相对彻底地反腐败，将来能够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约束，这个影响有可能会超过0.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反腐红利还不止700亿美元。反腐红利的存在有力驳斥了一度甚嚣尘上的“反腐影响经济发展论”。
事实胜于雄辩。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为打击民愤极大的腐败，降低经济发展成本，新加坡政府采取“铁腕护廉”手段，对腐败分子一概严惩;同时实施“积薪养廉”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加大公务员犯罪成本等。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未因反腐而停滞或倒退，反而因政治清明而稳步前进。
反腐红利的全面持续释放，有赖于行政环境的不断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越来越突出，行政环境若与市场不配套，就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今年7月，李克强总理在召开的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政府部门束缚企业的条条框框很严重，东北某市一个民生项目，而且是重点的民生工程项目，在8个月之内，盖了133个公章，原定开工日期早过了，但还有12个公章没有盖完。由此可见，如果行政环境严重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会在无形中折耗反腐红利。
对企业来说，隐性的反腐红利，就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实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已经成为新一届政府推进职能转变的突破口。从2013年5月15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到今年3月15日国务院60部门集体“晒”权力清单，涉及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达1235项，连续多轮多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彰显了中央政府改革行政环境的坚定决心。
要让企业尽快取得反腐红利，在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简政放权过程中，还要防止为官不为等“亚腐败”现象。例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玻璃墙”：申报手续久拖而不办、反映问题后迟迟不见下文……程序简了、门好进了、脸好看了、话好听了，但事情仍然不好办，一些按政策不成问题的反而成了问题，该办的能办的事情却办不了，总像有一道“墙”，卡在职能部门与办事群众之间。此“玻璃墙”有三个特点：一是“看得见”，办事者就在里面;二是“没有显性障碍”，规章制度不难找到;三是“无法进入”，真正办起事来却相当困难。李克强对此现象就曾痛批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为官不为现象虽然与腐败有一定距离，但它却是行政环境不良的体现，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无为”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乱作为”，若不及时纠正，贻误工作不说，还会导致整个干部队伍士气低落，进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
说来说去，要让反腐红利尽快惠及企业，必须大力配套推进行政环境改革，彻底消除生产力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必须强化各种政策的执行力，保证政令畅通，防止人为因素造成行政环境恶化，进而反噬反腐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