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森伯兰郡沃灵顿市政厅里的壁画《煤与铁》，威廉·斯科特（William Bell Scott）作，描绘了工业革命期间的黑色能源。钢铁工人挥着铁锤，后面站着一个手拎矿灯的小矿工。画面背景里，一列火车正冒着蒸汽驶过罗伯特·斯蒂芬森的高架铁路桥。就连画面前方的小女孩，也与作品主题保持了一致：她膝上放着的是一本算术书。图片出自书籍《剧变：英国工业革命》
给历史事件冠以第一、第二甚至第三的序列，总给后来者制造一种线性排列的错觉。这样排下去，这样传下去，容易否定了后人对历史事件间内在关联展开反思的可能，挤压了他们对事件本身做全景分析的空间。
比如，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它的影响基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翻篇儿了，仿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就是以其自身为起点。同样，说起工业革命，就更绝了。现在都第四次工业革命了，那么第一次工业革命早就成了老黄历了。殊不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名
The Great War（大战），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原名就叫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工业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奠定了美国崛起的基础，宣告了欧洲的式微，即此后百余年世界格局的底色；而工业革命之后是量的积累，工业革命前后则是质的飞跃，是从0到1的区别，是历史演进范式大转变的开始。无论从先后关系，还是从影响的包容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是工业革命开创的历史大潮裹挟翻滚着的一次地缘政治格局的悸动。
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工业革命，确切地说是1830年9月15日。这一天，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全长98英里的客运铁路正式通车。铁路成了工业的脐带。这一天，象征着伟大的蒸汽时代的到来。从此，人类开始拥有足够的技术手段，唤醒沉睡在地球内部的储存的亿万年的化石能量，为自己服务，也把自己埋葬。
从这一天起，人类的贪婪成功嫁接起资源、能量、资本和航海。这些要素的结合体就是帝国。它们在航海时代的牺牲几乎全都为其带来了丰厚的战略回报，延续至今。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工业革命只是一瞬间。但就在这一瞬间，农耕时代的藩篱被打破，我们进入了一个被定义为现代的社会。
这是一场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葬礼，送葬者跟在一辆饰有羽毛的灵车后面。他们的衣装体现了19世纪里黑色那无所不在的影响。图片出自书籍《剧变：英国工业革命》
回到工业革命本身。我们熟知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却不知道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把蒸汽顶起的茶壶盖变成气缸里蒸汽顶起的活塞，进而把壶盖的抖动变成连杆的挥舞，却需要在冶金、设计、控制和力学等领域同时具备相当的经验和试错积累。英国此前在制造大炮、钟表和酿造啤酒上积累的工艺和经验，为把蒸汽机从图纸变为现实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尤其是航海技术的进步，借助工业革命的开始，一举奠定了西方时至今日都在统领全球的基础。他们在地图、植物、资源、动物、贸易、宗教、工业上的积累无不为蒸汽时代做了大量的铺垫。
工业革命有瓦特的灵机一动这一笔，但更有这些恢弘的浓墨重彩，和那些低沉的哀鸣。机器取代人工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超出了人的想象，指挥着全球的物资流动，首当其冲地是棉花、煤炭、铁矿石流向城市，给城市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同时也带来了混乱、污染、冷漠和传染病。
1832年的霍乱是19世纪英国四次大规模传染病爆发中的第一次。这四次传染病夺走了三万人的生命。还好英国人对茶和啤酒的偏爱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这两种饮品均不需要烧开水或蒸馏水，因此阻隔了病毒的传播。
更加彻底的变化来自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模式的工业化。许多家庭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照顾新式织布机，甚至连六岁的孩子也承担了一些琐碎的任务，例如清理机器下面挂上的细小棉绒。一天下来，工人变成“雪人”，身上沾满了棉花纤维，哮喘病和过度疲劳让很多人英年早逝。
为了写《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一家棉纺厂找了一份工作。他在这篇类似调研报告中写道：“在水力纺纱车间里，没有一个长得匀称的高个子的女孩儿。她们都矮小、发育不良，身材佝偻。”
尽管如此，似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工业化创新的传播和对财富的追求。资本和金融的聚集在荷兰展现出了它们原始疯狂的一面。郁金香成了富人赏玩的掌上明珠。
对特别罕见的郁金香，人们还用荷兰海军司令的名字来冠名—“利弗金将军”，且价值4400弗洛林，这在人们年均收入仅150弗洛林的时代，已是一大笔钱。单枝鳞茎卖出的最高价钱是13000弗洛林，这足够埋下阿姆斯特丹城里运河边上最贵的房子。更为极端的是，条纹状郁金香是最为收藏者青睐的品种，价钱极高。那些条纹实际上是病毒，不过却使这一品种具有了稀缺性。
面对那些冒着蒸汽的煤铁巨兽，世界的另一端也未能幸免。
从航海时代到工业革命末期，95%的美洲土著死于欧洲入侵者带来的病毒，如天花、麻疹、肺结核和流感等，而土著传染给入侵者的只有梅毒。非洲的奴隶成就了工业革命建构起的价值链最底层的肌肉。从近东到远东，那些在各自窠臼里独大数千年的大帝国们短短几十年就在惊恐和惶惑中从傲慢的巅峰坠向自卑的谷底。中国首当其冲。
1860年9月北京八里桥战役（战场距离今天八通线地铁八里桥站不远），满清最精锐的骑兵以近四倍于英法联军的兵力捍卫京师，距离紫禁城8公里，已无路可退。这算是古老中国被彻底打服气的转折点。最后清军阵亡超过1200人，英法联军阵亡5人。这就是活塞对马蹄的胜利，摧枯拉朽。
胜利来得如此容易。以至于时至今日，不少西方汉学家都在研究为何明代以前领先了世界科技数千年的中国从十七世纪后便陷入了停滞。其实1800年前后，世界经济中心在东亚，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产生工业革命的技术条件。
但不同于欧洲狭窄国土和近海上的竞争和海斗（当然这称为西方国家强者生存的试验场，成为他们崛起全球性的起点），因为蒙古戈壁和青藏高原的阻隔，中国在东亚偏安一隅，一家独大。北疆和西域的少数民族不足以威胁中华文明的延续，这是优势，也是劣势，养成了喜欢万国来朝唯我独尊的孤傲。
发明火药的人最初是炼丹的术士，要长生不老的。欧洲印刷商为了盈利，总要另辟蹊径去寻找那些哪怕剑走偏锋的好卖的内容出版，而中国的纸张和印刷术更多用在了官史、八股和佛经上。西方把玻璃和钟表带到中国，但中国人更倾向于用玻璃仿制廉价珠宝，而钟表成为贵族的玩物，与时间再无关联。
玻璃和钟表的普及恰在西方带来了连锁反应。罗马时代就开始生产窗户用的玻璃，人们可以看到灰尘，帮助人们养成卫生习惯，人们工作时间更长，光线更好，工作效率更高。眼镜的发明让一些工匠的工作寿命翻了一番。玻璃工业的发展直接为化学试验和医学的突破打开了大门。钟表制造技术是公认工业技术发展的先驱。时间就是一种原始的民主图腾，是工业社会和商品交易的必须的度量衡。
当西方急切希望能制造出大船远航时，中国明朝的朝廷颁布法令，明确禁止建造可以航海的双桅船。清代则继续海禁。任何超出控制范围的事物，任何过于复杂的事物都会构成对国家的威胁。
而中国引以为豪的社会上升渠道科举，另一面则是在把对公职的全民性的、不可遏制的追求培养为一种社会习气。它损害了每个公民的独立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了一种腐化而奴性的风气。
其实，对工业革命的反思从来都未停止。技术进步了，但人类在家庭、宗教、音乐、舞蹈、诗歌等纯粹领域展现出的深度和广度真的比工业革命前进步了吗？究其根本，工业革命创造了新时代的游牧民族。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愿意重温工业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那一天的铁马，那100年的车轮与交易，那250年的航海与财富，那500年的机械与生产，那1000年的战争与和平以及那10000年不变的动物庄园。
基于此，推荐一本我上周一页页读完的《剧变：英国工业革命》，一本由英国历史学家自己写的工业革命小史。相信它独具匠心的叙事结构，丝丝入扣的描写，对细节的不屑追求和对大历史及东西方的平衡把握，都会通过晓畅的译文和精美的插图，把你带入那个最好的时代，也是那个最坏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