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千百十工程”以来，服务外包产业在我国迅速兴起发展。经过五年发展，我国在探索培育和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中国独特的自上而下的做法，即以政府为主导、示范城市为主体、优惠政策扶持为手段、外包企业为落脚点的聚集发展路径。其中，产业政策成为国家和地方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是国家和地方产业定位和规划的集中体现，对推动产业体系运作起着提纲携领的重要作用，指导并保证产业具体推动措施及工作的落实。
“十一五”期间，由于服务外包产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体系不完善，产业体系不成熟，政策驱动产业发展成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重要特点。国家和地方以产业聚集、培育原生企业为首要目标，通过一系列税收减免、资金补贴、人才引进和培训、融资扶持等政策，有效推动了各地服务外包产业的初步积累。但是，“十一五”期间国家对服务外包产业的扶持和鼓励政策大都以国家推动地方落实为主要形式、以离岸外包为主要市场、以示范城市和示范园区为主要范围、以外包企业为主要对象、以单项资金补贴为主要手段，属于普惠性政策，缺乏针对性和差异性。目前，我国的服务外包政策从中央到地方、从形式到内容、从制定到落实等都存在着一些制约产业快速和深入发展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政策覆盖区域看，产业覆盖面不全，示范城市和园区两重或者多重优惠政策，非示范城市和园区仅可享受本地政策扶持
为了推动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系列扶持政策，国家层面政策主要是由商务部、工信部、财税部等中央政府发布的外包相关扶持措施，主要以各地外包示范城市、重点园区以及服务外包企业为主，非示范城市一般不在扶持范围内；地方层面政策是由省、市（包括县级市）和区（或县）发布的支持本地外包产业的政策。这些政策在产业发展初期起到了一定的方向指引和促进产业集聚的效果。但是，国家制定的服务外包相关政策主要以示范城市的企业为扶持对象，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复函》[国办函(2010)69号]、《关于示范城市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10)64号]等都是针对示范城市的扶持政策，注册于示范城市的外包企业不仅可以分享国家级政策优惠，而且大多企业还可享受所在省级、市级、区级甚至所在园区的政策扶持，因此示范城市的外包企业可谓是中央和地方多重政策扶持的宠儿。而大多数非示范城市却无法从国家政策中分得一杯羹，非示范城市的企业一般只能享受所在地区的本地政策优惠，因此非示范城市无法享受的国家政策扶持，就需要以地方政策补贴无法享受的国家政策，影响了本地外外包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成长力度。
2、 从政策落实程度看，国家标准不明确，地方优惠政策落实没有标准可依，落实和执行有一定困难
“十一五”期间，国务院办公厅和财政部等九部委下发了一系列对服务外包行业产生深远影响的文件，从财政、税收、金融、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外包企业以及园区、城市较大的支持，宏观指导和方向性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具体怎么扶持，如服务外包企业的判定标准、专项资金的分配利用、人才培训扶持资金下发标准以及税收方面的优惠和免收如何落实等均缺乏具体的执行标准和落实原则，仅仅停留在书面层面，缺乏政策的落地指导。从而造成产业政策形同虚设，执行率低，与政策制定和预期效果存在较大差距，招商时承诺的政策很多无法实现，服务外包企业不满情绪滋生等等问题。
3、 从产业政策内容看，产业政策和地方产业特征及规划严重脱节，同质化竞争激烈
目前，国内有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是中国服务外包的主要承接地，也是服务外包产业国家政策的主要受益区域。因此，国家在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措施上，不仅意味着资本、信息、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形成了以21个示范城市为核心的全国性配置格局，导致21个示范城市享受的优惠政策同质化竞争；而且，非示范城市与示范城市相比，不仅无法享受国家层面的资源、政策、规划等方面的扶持，产业起步和发展速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各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地服务外包政策时相互抄袭情况严重，各地政策没有特色，无法体现当地产业特点。因此，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地方政策，各地可享受的政策与本地产业战略发展脱节，区域间无差别的政策优惠在推动当地产业发展过程中，无法真正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导致地方的产业特色不明显，同质化竞争日趋严重。
“十二五”是国内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服务外包产业将进入参与国际竞争、打造国际品牌和影响力的阶段，国家宏观调控和大力扶持更加重要，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需要转型升级。针对“十二五“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当前服务外包产业政策存在的一些不足，鼎韬认为各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地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时一定要充分考虑本地的实际情况，将本地特色与服务外包产业充分结合，出台区域特色化、地方标准化、可执行落实的产业政策，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差异化服务外包产业聚集地。
1、 非示范城市和园区可以不受到国家限制，自主定制产业优惠政策
从城市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来看，主要分为国家认定的21个外包示范城市和其他非示范城市。对于外包示范城市来说，产业发展起步早，有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可以享受国家、城市、所在区的一些外包优惠政策，显现政策叠加的优势；虽然非示范城市在享受国家层面政策受到一定的约束，但是，地方制定本地政策的灵活性更大，可以弹性的根据本地区的产业发展基础及方向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因此，非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不仅可借力示范城市，打造差异化产业定位，而且还可通过制定地方标准和政策，推动本地服务外包产业的特色化发展。
例如佛山虽然不是示范城市，但是借助广佛同城，可享受国家对于示范城市除所得税优惠以外的其它产业优惠政策。另外，佛山依托本地市场资本以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借助本地土地、人工成本和物业价格方面的优势定位于金融服务后台中心，打造金融产业集群。佛山向广东省申请了产业发展基金，并制定了佛山市、南海区的政策补贴，为佛山金融机构提供空前的政策优惠。再如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已经赶上甚至超过部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非示范城市——宁波，背靠本地完善的基础设施，充分发展与本地制造业、物流业等传统产业相结合的服务外包产业，并专门成立了服务外包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关于加快宁波市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宁波市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实施细则》等多项扶持政策， 重点发展信息技术、港口物流、工业设计研发、动漫创意、金融服务、远程医疗服务以及重点行业解决方案设计等外包业务。宁波服务外包产业已驶入发展快车道，力争进入中国服务外包城市的“第一方阵”。
2、 制定地方标准，效仿“篱笆”解决方案，打造服务外包产业的“特区”
十年前，“篱笆”解决方案让印度的班加罗尔“篱笆”内的服务外包企业不仅可以享受完善的设施配套、良好的工作环境、优秀的人才资源等，还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的独特的、优厚的扶持政策，一举将班加罗尔打造成为全球知名的服务外包选择地。鼎韬认为，十年后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也可以学习班加罗尔的“篱笆”解决方案，尤其是各地方政府，应该根据本地区特点制定不同的准入标准和管理标准，出台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制定符合本地细分产业的特点的政策，推出符合本地人才、成本、区位等优势和特点的人才牌、成本牌、安全牌等特色政策，通过制定标准和政策将本地产业的特点、优势和特色等“圈”起来，打造差异化“篱笆”内小王国。如大连属于国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领先的示范城市，产业基础比较好，产业环境和市场机制比较完善，则可根据大连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定位和规划，制定关于入驻企业的业务类型、业务规模、业务范围等方面的标准；在市场准入、海关监管、外汇管理等方面出台创新措施，建立健全与国际通行管理接轨的本地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体系；制定与本地人才需求和供应相符合的服务外包人才资源政策，培养和引进各类专业人才；引导和鼓励金融、保险机构在符合国家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的基础上加大支持力度等等。
3、 依据产业定位和规划，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产业政策
21个示范城市要避免单纯的向国家要投资、要政策的倾向，使各项支持政策体现在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发展机制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导向上。根据示范城市的战略发展方向，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财政、税收、金融支持、人才政策，满足外包企业发展需求。例如，南京市自2006年12月成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以来，将发展服务外包作为凸显南京优势、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组织本市服务外包企业、园区及相关部门参加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博览会，通过参加服务外包专题讲座、研讨会、一对一咨询及洽谈等活动，园区、企业了解了国际最新服务外包发展趋势，为本土CIO、服务供应商解决业务实操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问题等提供难得的咨询平台，也为南京市外包企业和园区同国内外买家提供了近距离的业务洽谈机会。因此，差异化发展战略必须优化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分门别类地调整和完善与服务外包相关的产业政策，把服务外包业与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战略有效结合。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突出本地产业特色与重点，积累各类标准的认证和企业的服务资质；实现错位发展，在政府有关部门指导下，建立符合差异化发展需要的企业发展模式和发展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