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需要新的财富观。
信息是财富，这个判断是对的，但它不等于我们这里说的财富观。因为信息是财富，一方面针对的只是财富的局部，而保留了财富整体的原有定义。比如，财富（GDP）定义不变，信息只是加入到GDP之中，作为财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针对的只是投入，比如把信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而我们说的财富是产出，要追问信息投入进去，对产出的性质有何改变。这两个方面的现有观点，都需要突破。需要重新论证的不是信息本身是不是财富，而是信息与财富（国民收入）具有何种内在关系。
新的发现
我有一个无意中的发现，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我发现历史上每当重大的产业革命发生时，财富观都会发生一种有规律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把上一次产业革命的财富，当作特例，纳入到一个放宽的条件中重新计量。其中规律是，以流量为通则，存量为特例，把原来的财富流量，当作新的存量这一特例，乘上一个新的比率（通常是新定义的价格），形成新的流量概念。这可以完美地解释上面提出的问题，GDP减速，财富表面上（存量上）是减少了，但实际上（流量上）可能增多（而信息化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让我们验算一下这个规律准不准：
农业产业革命对原始实物经济的一种财富上的突破，表现为实物存量，变为实物流量。原始实物经济的财富观里只有货物数量（存量）的概念，没有价格（比率）的概念。因为它只是物物交换的经济，价格在其中不起作用。
农业产业革命时代，财富的定义为（在费雪方程中，以下的Q为T）：
Y（国民收入，流量）=Q（总数量，存量）×P（总价格，比率）
按新财富观，并非东西越多财富越多。价格反映出，东西少了，如果价值更高，财富会更多。
工业产业革命对农业产业革命的财富定义上的突破，表现为把实物流量当作货币存量（M）这一特例，加上了货币价格水平（V），形成新的财富计量。
工业产业革命时代，财富的定义为：
Y（国民收入，流量）=M（总货币数量，存量）×V（总货币价格水平，比率）
在这里，同是价格，P是实物价格，而V是货币价格，为避免歧义，把货币的价格，统称为价格水平，意思是价格的价格。实际对应的是货币流通速度（如利率与存款准备金比率）。
仔细回忆一下，这是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第一次发现出来的。此前，工业产业革命虽然已发生很久，但人们并没有从财富观上找到其中规律。在凯恩斯之前，从费雪到魏克赛尔，流行的一直是货币数量说。货币数量说是假设V=1的各种学说的大杂烩（如现金交易说、现金余额说等）。
凯恩斯所持的是收入说（即流量说）。在他的观念中，实际看出专业经济学家给政府出主意时之所以缺乏针对性，是因为把财富仅仅定义为他眼中的存量（M）。凯恩斯精明地算计到，在影响Y的五个变量中，“只有五个变量中的一个，即货币数量，能由国家的货币政策所掌握”。他的对策是把存量分解为M1和M2，分别调节其价格水平（准备金比率和利率）。
到此为止，我们发现的规律与实际都是对得上的。
揭开底牌
大家都知道，凯思斯是给政府出主意的，他的政策主张是政府干预。但不一定了解的是，凯恩斯政策主张背后，是财富观的革命，是从农业产业革命时代的财富观，升级到工业产业革命时代的财富观，以新财富观作为政策背后的理论基础。今天中国GDP降速了，我们给政府出主意，不能就事论事，可以借鉴凯恩斯深至财富观进行政策计算的思路。
好啦，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就此揭开底牌
信息产业革命时代，我们可以将财富定义为：
Y（国民收入，流量）=B（总信息价值数量，存量）×H（总信息价格水平，比率）
所谓总信息价值数量B，不是指信息产品的总价值量（即信息是财富要表达的东西），而是指全社会以信息形式表现的总的信用价值量。H通俗地讲，对应的就是经济发展总的质量水平。它是（实物）价格的（货币）价格的（信息）价格，即信息流通速率，即信用水平。经济泡沫，就是指信用水平低下，导致总信用不足以兑现为同等的货币收入或实物收入。
如此一来，当前的中国经济迷局，就有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沿信息经济方向的新解答。
出乎意料的解释
GDP什么时候在增速降低时，反而成为好事呢？
如果我们在定义财富时，脑子中有信息经济这根弦就不同了。
我们可以认为：工业经济的财富（货币化的Y，即GDP），总体上是信息经济的财富（信息化的Y）的一个存量上的特例，即相当于设定H=1（即质量——或“质的量”——不变，即高质量与低质量被等同看待）时的存量财富。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的财富本质，是把这个存量变成流量来看待。
这是一个与政府干预不干预完全无关的凯恩斯式的解题思路。
在现有财富观中，PT=MV（费雪方程）这一点没问题，问题出在Y=MV=B这一点上。由于从信用角度只是把财富当作存量看，GDP当然是越高越好；但在信息经济主导的财富观Y=BH中，一个较低的GDP存量，乘以较高的质量的“价格水平”，同一个较高的GDP存量，乘以较低的质量“价格水平”，从流量观点看，还不见得哪个财富更多。以往以存量定义财富有欠缺，它助长GDP导向的问题出在缺乏质量条件约束。
我在上一篇《服务业与整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悖论》中，已梳理了美国学术前沿将信息技术投入产出、服务化、GDP减速、质量与差异化等表面不相干绩效因素完全一致起来的文献思路，在此不再展开。要告诉大家的只是，这里的质量指数H，实质就是信息指数。正如凯恩斯能从工业革命的核心——货币水平——来思考顶层政策问题一样，在工业化即将完成的最后时刻，我们必须从信息革命的核心——信息水平——来思考顶层政策问题。
在政策上，这意味着，如果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不光是指增加GDP存量，而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一个较高质量而较低存量（无论是绝对值还是速度）的财富组合，在财富流量上不是降低了，反而是提高了。片面追求GDP数量增长的财富心结，就此就可以打开了。
谁在这么想？
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和阿玛蒂亚。森成立“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专门研究修改GDP。得出的结论与此类似。
斯蒂格里茨与阿玛蒂亚。森在概括报告的要点和建议时说：“在某些国家和部门，提高‘产出’与其说是提高数量的问题，不如说是提高商品质量的问题。记录质量变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对于衡量实际收入和实际消费等一些决定人们物质幸福的关键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低估质量提高等同于低估通货膨胀率，进而低估实际收入。”
显然这与我们上述思考是同方向的。第一，同样是以思考流量（收入）为方向，反对限于存量计算产出；第二，同样是把数量作为存量，而把质量作为比率；第三，同样把这个比率与某种价格水平（在这里是通货膨胀率）相等同。不同仅在于“等同于低估通货膨胀率”并没指出谁在“等同于”，而我们明确指出是信息的价格水平（信息流通速度），在对货币价格水平（如通货膨胀率）进行调节。这相当于把凯恩斯当年区分相对价格与绝对价格的方法又借鉴了一遍。
新的思路同现在一般思路在某些方面是相反的。例如现在论证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和应用的贡献时，总是在论证它对GDP总量增加和提速贡献了多少。但新的思路可以论证相反的事情：由于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GDP降速甚至总量减少，可能意味着财富增长。这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