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媒体的进攻后续：来自顶层的制度设计能否推动转型？

媒介转型的一个重要路径是“媒介融合”——事实上，这两个词，在我眼里，几乎可以同等使用，即媒介转型=媒介融合。而媒介融合这四个听上去有点虚无缥缈的字，实际上包括着四项内容：技术、管理、市场和政策。也就是说，这四大块融合完毕后，才能说媒介得以融合，才能再往前推一步说，整个媒介生态得以转型（注意，我不是说某一个单一媒体的转型）。

相对而言，前三大块融合是有些自发生成的，或者说，不是那么顶层设计。技术融合指的是具体技术工具的创新应用，互联网技术显然是技术融合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管理融合指的是业务管理创新，比如说管理方式改造、业务流程重塑等。市场融合则是受众端的创新，比如说，将读者转变为“用户”，将浏览量（发行量收视率）改为用户活跃度，等等。这些融合路径需要种种创新，但说到底，是来自于企业组织端的江湖。

管制政策融合，也就是政策创新，是媒介四大融合中唯一一个来自庙堂的顶层设计，这一部分，在美国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写过一本名为《总开关》的书，回顾了通讯业和电影业的变迁，颇多涉及到政策的创建与修改，有机会读者们可以去看一看。本文不再赘述。

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信息世界大致是这样的：一方面，中国有相当多的技术、管理和市场的创新融合直接借鉴了美国，但另外一方面，中国有关的政策律条，则相对没有跟上。中国互联网上的三大融合所诞生的企业组织，来得更为草根，而所谓的“传统媒体”，则倒是受限于一些律条和体制原因，尽管技术上也在拼命采用最新的创新工具，管理上局部单元尝试一些新的业务流程，媒体人员掏出名片来这个O那个O也不稀奇，市场上也知道用户体验、移动优先等等，但大的突破，一直很难说有多大。

8月18号下午5点左右，新华社等央媒先后发布消息，标题为《习近平：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新型主流媒体》，全文共113个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目前《指导意见》究竟是些什么，还不得而知，但从具体的人和机构上，可以说是中国最顶层的。具体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被简称为“深改组”的小组是当下中国权力中枢，前后开过三次会议，均在上半年。下半年的第四次会议，便是这次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议题。

我曾经在今年6月写过《国有媒体的进攻》，开篇第一句话就是“2014年，国有媒体们的进攻开始，大举的”。文内提到“上，政策扶持，规章护航；”。一些零星的局部的律条当时的确开始为整个市场腾出些许空间，而来自最顶层的制度设计，没想到两个月后，跃然出水。

在六月份的这篇文章里，我还提到，“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冲杀最前”，其实沪媒成为整个融合转型的先驱力量，是有多种原因的。而在那则重磅新闻发布的次日19日，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上海报业宣布，与元禾母基金、华映资本共同发起一支规模为12亿主要投资早期项目的825基金。元禾母基金是中国首个国家级大型人民币母基金，华映资本则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专注于文化产业投资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825基金中主要作为基金管理团队。而825基金这个名字，其实是来源于上报旗下上市公司新华传媒的股票代码600825。

上报这个基金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既找来了国家级大型人民币母基金，又弄来了总部在新加坡的私募基金做专业管理，裘新还公开表示825基金要为上市公司新华传媒转型提供支撑。这种充满着“mashup”（糅合）之味的操作手法，是需要有一定的政策配套的。来自北京的顶层设计，很有可能是强有力的后盾。

政策上的融合创新之后，就会有资本市场上的融合创新——这是中国独有的，因为中国对资本是有各种性质之分的，也会随之带来所设立的企业的性质之分，再往下就是业务许可与禁止之分。我倒是觉得，《指导意见》之中，很有可能会涉及到资本资产方面的问题，为中国媒体转型，提供一条可操作路径。毕竟，对中国很多国有媒体来说，向外投资成长型潜力型项目，是颇可一试的手法。

国有媒体进攻的步伐，下半年，会更快了。

来源：钛媒体

作者：魏武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