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传媒关键词：震荡与创新

因此，在2013年的传媒研究领域，几个问题都成为了学界和业界关注的内容。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中向何处去；是否还继续秉承“内容为王”的行业箴言。甚至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去观察那些微信上流传的深度“段子”，试图从中找到2013年中国传媒业的雪泥鸿爪。这时候的中国传媒，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观察的价值，也更具备思考的空间。

【媒体表现】 内容，仍然是“王”

2013年，如果你翻开3月份的日历，你一定会看到“猪流感”这个关键词，其实那是甲型H7N9流感来袭时人们恐惧的表现；如果你翻开6月份的日历，你也一定会看到吉林德惠这个不常为人听闻的地名，119名无辜者因为逃生门反锁而在火灾中遇难；如果你翻开12月的日历，你会知道青岛的爆燃事故简直就像一场噩梦。

对于中国传媒业来说，2013年留给读者和观众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我们在争论什么，而是我们在做什么。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案件报道成为了这一年中，中国媒体交给读者和观众最为醒目的内容。

无论是上半年的湖南临武瓜农被打死案件，曾成杰案件；还是下半年宣判的沈阳小贩夏俊峰杀死城管案件，著名的李某某案件，中国的媒体都没有缺位。从报道特点来看，其一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报道上形成了相互呼应的态势。新媒体层面不断提供了新的信息来源，传统媒体则在采访难度增大的情况下，通过新媒体信息来源的分辨去寻找案件的新报道线索。

其实自2011年以来，我们不难看出，网络舆论之所以能够发酵、变成焦点，不仅在于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关键在于传统媒体介入、通过更加专业化的报道去形成新的焦点，进而引导网络舆论关注这些案件中更加要害的内容。

其二是涉案的各方面，也逐渐学会了借助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引发舆论的关注。曾成杰的女儿、夏俊峰的妻儿、李某某案件受害人的律师，每一个角色在2013年的涉案报道中，都成为了不可回避的关键人物。恰恰是在这样的环节中，舆论所聚焦的政府部门、公检法系统，发声颇少甚至颇为尴尬。

我无意盘点这些新闻，我只想说，中国人在第一时间能够知道这些或近或远的新闻，得益于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传统媒体之所以能在这些突发事件之后再度赢得读者的关注和信任，因为他们的深度和分析；新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关注、转发和点击，源于他们的一手信息、图片和感受。二者共同告诉我们，内容，仍然是王者！

【传媒转型】 这一次与“狼”无关

传媒人在喊了10年狼来了之后，狼真的来了。

2013年的中国传统媒体，面对几方面的共同挑战：

一是读者和观众群体因为信息来源的多元化，社交媒体的勃兴，对于报道内容提出了更多更加具体而高的要求，简单的“独家报道”、“第一时间报道”已经难以完全满足公众；

二是报业甚至电视市场都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广告和经营结构的变化，已经开始影响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环节，“作坊式”的小规模媒体经营生产，传统内容的采编加工还能持续多久已经是个问题；

三是受众有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受众导向研究对于传统媒体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想要什么，选什么，传统媒体如何满足受众的多样化选择。

因此，2013年，在传统媒体行业最大的整合，无疑是上海解放报业集团和文新集团的整合，为传统媒体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做大。通过体积来换取转型时间，这是上海报业的重要思维。因为只有做大，才有可能完善各种大数据库，才有可能实现分众化的供应，才有可能抱团取暖，才有可能避免同质化的竞争。

从一个传媒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其实对于传媒行业来说，“死亡”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中国媒体或许早已经习惯了长期的存在和“不死之身”，即便停刊休刊也是各种管理层的要求，而非自我消亡。2013年的传统媒体阵痛，的确提出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传统媒体，是否会真正在市场经济和媒介变迁中被淘汰。

但是实际上，今天如果我们问新浪微博、腾讯微信，或者更多正在从事独立客户端开发的新媒体公司，它们的春天触手可及吗？答案也未必如我们所想。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平台创新，的确成为了一个媒体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但是内容提供，仍然是今天传统媒体不可或缺的历史使命。

尽管同样的争论也在海外继续，但是海外媒体人仍然笃信的有两点，一是新闻专业主义没有变，记者作为一个独立职业的报道伦理、调查精神、客观平衡并未因为网络的喧嚣而发生改变；二是公众对于权威客观信息的需求没有变，在各种信息大量充斥眼球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一批有职业精神的信息提供和筛选人。

其实，这种传统媒体的转型，10年前就该开始了，只不过因为中国舆论环境的复杂性，传媒经营管理体制的特殊性一直拖到了今天。

【信息公开】 新闻发布，不能满足需求

2013年，其实还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从当下看，新一届领导集体在两会正式登台亮相，新十年正式开启；从历史上看，2003年那个难忘的“非典之年”、“孙志刚之年”、“新闻发布之年”到今天，已经整整10年了。如果算上1983年外交部设立新闻发言人，则是整整30年。在业界低调的纪念活动中，其实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审视中国的政府媒体关系。

到2013年为止，中国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系统的新闻发言人也基本设立完毕。

每年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层面上，大约有60场左右的新闻发布会，2013年则是55场，2013年各省区市举行了1176场新闻发布会，加上各部委的发布会达到2100余场，基本形成了对于重大政策、数据、事件和措施的公开和回应。

继央行网站之后，中纪委的网站再度成为记者们随时刷新的信息来源，就是因为在2013年，“打老虎”和“打苍蝇”同步进行的反腐行动，第一时间往往在中纪委的网站上被披露案情。

这些都很好，但是都不够。

10年之后，中国的媒体和公众已经不再满足于新闻发布会蓝背景的信息提供；10年之后，中国的媒体和公众也养成了一旦有事，就想听到政府说法的习惯，不管他们听完是否相信，而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大量无法在第一时间完成，还是被赶着走，推着走，鞭策着向前走。

新闻发言人这个庞大却并不职业的群体，在舆论环境中一次又一次被拷问。

到底各个政府部门视媒体为何物，是尊重媒体的独立性；是向公众传递有效信息的渠道；还只是简单的政府政策的传声筒，同样决定了新闻发言人的定位。

任何社会的转型期，执政者都直接面对压力测试，这实际上更多的是指在非传统执政环境中，公民、社会结构、意识形态都在发生巨大变化，而新闻发布机制的建设，无形中成为了执政者面对压力测试的一种，也成为政治文明进程的一种推动力。

【网络管理】 分化舆论场中的“转身”

2013年的中国传媒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打击网络谣言，澄清网络环境。从薛蛮子、到秦火火，再到立二拆四，这些曾经熟悉的网络大V，因为各种原因锒铛入狱，为网络尤其是微博的舆论环境敲响了警钟，也为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责任敲响了警钟。

对于网络加强管理，实际上是管理部门对于舆论环境的一种再审视。尽管在过去的几年时间中，社交媒体让中国的舆论场再度出现明显的分化，传统媒体舆论场和新媒体舆论场甚至在某些热点问题上出现对立，但是这二者之间其实并未断裂。网络大V无疑成为了其中的一种连接桥梁。对于大V的管理，一下把这个曾经令人自豪的称呼，转变为阴晴不定的贬义词。

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社交媒体的言论责任在2013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受到法律、制度和舆论的关注；二是习惯了各种言论甚至是极端化表达的微博空间，正在寻找另外的支撑力量。中国的社交媒体，从甫一建设起，似乎就忘记了“社交”二字，直奔“媒体”主题，从研究到实践，都不断强化起“人人是记者”、“粉丝越多越像媒体”的印象。其实社交媒体的另一个层面是社交，是小圈子中的兴趣爱好和分享。微信在这一年的活跃，从中国人的文化上和媒介使用习惯上，倒恰恰强化了“社交”的概念。

总之，在2014年初回望前一年，我们可以看到媒体起伏变化，有风景也有心情，有快乐也有悲伤。但是正如我们牢记“新闻是历史的第一稿”，新闻人在2013年的选择，其实也是新闻史、中国媒介发展史的一稿。世事有关联，2013年留下的争论、转型、彷徨，都会影响未来每一个传媒人的职业命运，这个时候，清醒比以往都要重要得多。

来源：新京报
作者：周庆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