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从新华社记者证变色，看传统媒体势微

开元让我去领新换发的记者证，发现颜色陡然大变，由以往高调儿的“苏联红”变成幽暗的“蓝靛青”，跟苏俄换了三色旗似的，不由大为惊骇。忙问就我一个人蓝了，还是集体全都蓝了？答曰全都蓝了，蓝得跟苏联共青团团证似的，说着摆到一张1953年苏联老大哥的宣传画前，让我对比。

“大红”是记者证中的记者证，全国人民不超过2000枚，其中就有我在深圳被砸车，盗走装有两台Canon、笔记本、证件、钱包……的511军包的那一枚。公安部立为大案，可俺领导恳求我息事宁人。就在千难万险，刚补发我一枚新“大红”后不久，空前绝后的所有“大红”——全部废止。

一向法相庄严，连采购Nikon 、Canon 都要在顶部刻上毛体“新华社”的梵天大神，由云端堕落恒河沙尘，既是大机器工业化的绝唱，也是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塔斯社克隆物的休止符，还是铁路转弯、扳道岔的扬旗。更是穆老头以后，十多年跟不上潮流的必然结果。

我是听信路透一句话而进新华社的，路透说“最好的记者都是干通信社的。”通信就是第一，Reuters 是通信社、UPI是通信社、AP是通信社、AFP是通信社……塔斯社肯定不是，真理报似乎也不是。共同社是，安莎社是。

邓小平要穆老头儿要办世界通信社那年，我考进新华社。那次考试，只录取我一人。理由是北大毕业、懂英文，脑子快、腿长，那年我身高1米84，体重66.5公斤。瘦得跟芦苇似的，我就是那根戴眼镜、且直立行走的芦苇。

新华社摄影部主任亲自写了一篇《大街上捡来一个宝》，在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经济参考报整版刊发，人民日报转载。活着的新华社记者的英雄事迹上人民日报——空前绝后。

穆老头儿穆青原名穆亚才，河南周口人，编写过王进喜、焦裕禄的英雄事迹，一脸焦裕禄式的木刻皱纹，是剖腹自刎的续范亭将军的女婿。续范亭是当代中国唯一继承了春秋战国“游就”传统的军人，用军刀切了自己肚子。这一优良传统被皇军继承，续范亭的女婿穆老头儿，则总披一件破军大衣，看似随地可以宿营，有皇军依托“独立家屋”就地野战的架势。穆老头儿写过很多书，由于内容丰富，无需借助印画册才用的105克铜版纸倚门卖笑强装丰腴。

那时新华社记者证含金量很高，封面是赭色小羊皮、轧棉线的，内容夹有一大摞红头仿宋体中央文件，如中国民航XXX号、铁道部XXX号……无一例外命令各单位确保新华社记者畅通无阻。天下没有我进不去的地方，“向前向前向前，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没有能阻碍我前进的势力。89年雁北地震，国内部主任张万舒报告穆青说他的记者住到地震局长办公室，我老板一如既往傲然道，如果没翻车，老鸭在震中。那年夏秋，我斜睨过六部口的枪口：“我是新华社记者，我不拍——谁拍？ ”此后愈肆无忌惮。

一年后中顾委在距六部口一墙之隔的中南海开会，穆青给掌控新中国的全体老人做报告，说伊拉克没中国人了，只有一个我派去的唐老鸭，是小犬穆晓枫北大国政系同学，你们看到的消息全靠这十二亿分之一，得到老人们一致喝彩。“老鸭”臭名瞬间深入人心，从此飞檐走壁、高来低去，更有恃无恐。

以上描述，由时任中办秘书局会议处处长陈佐夫转述，陈是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时的同事，西南政法学院出身。陈佐夫用法律眼光追问我与穆青渊源，姻亲还是血亲？我说素昧平生，但我们都是好记者，都是共产党，都知道世界将走向何处，人民需要知道什么。穆老头儿每想知道什么，我都能提前一步出现在事发现场，因为我是未名湖斯诺、萧乾的嫡传独苗。至今与日内瓦的的斯诺遗孀、木樨地的萧乾遗孀保持血肉联系。用布莱德利描述他和巴顿的关系，就是“我是西点训练出来打仗的，巴顿是不训练就来打仗的。”穆青是前者，我是后者。

当年每天都能碰到穆老头，穆老头儿总披着个军大衣，四下瞎转悠，突然从暗处冒出来，嘴上叼烟，像条觅食的抹香鲸，笑得满脸都是褶子，说，好，干得好！偶尔还递烟，但我不抽烟，大汗淋漓更需要冰镇啤酒。

1988年，穆老头让技术局长“钱大个儿”给我配备了独一无二的移动电话，有急事可以使用他的加长大奔驰，他的司机交通处长蒋新生，副社长郭超人的司机许明，都没少载着我奔袭风云际会之地。每临枪林弹雨，无需展示新华社记者证，只需摸出怀里的移动电话，朝军警一晃，没人阻拦。

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春岚是个白发老头儿，每天中午在二食堂请我喝一瓶冰啤，有时还有酱牛肉，交换条件是边吃边告诉他当天拍了什么。我讲故事的才能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这种羊皮记者证的待遇一直延续到1989年冬。

老江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后，羊皮记者证变成了类似结婚证的复合材料，内文所有中央文件都不见了。唯一与众不同是“大红”封面，借以区别其他棕不棕蓝不蓝的封皮。新华社记者证也分为两种，“大红”总共不足两千张，拥有者主要是国内部、摄影部一线采访记者和全社一定级别的领导。其他记者则使用和兄弟单位如人民日报、CCTV一样的棕蓝普通记者证，泾渭分明、严格区分。

这时候的新华社领导常能碰到，不像现在动辄派出个顶门杠似的秘书，把我季羡林等轰动海内外的稿子搁置半个月，再缩头乌龟一般退给我，不置一词。

那时候即便没打过仗如北大学长郭超人，也能在敏感时间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见面恭称肉烂嘴不烂的我为——“老鸭”，并脱棒球帽致敬。 之后的田聪明社长办公室也一推就进，偶尔兴起，我还带社外兄弟单位狐朋狗友闯进去聊天。

最牛逼的一次，是解放军报记者江林，翘着二郎腿调侃新华社社长也不以为忤逆，她说：“老田，再过二十年你在万寿路甲15号坐着轮椅晒太阳，站岗的解放军问您您是谁呀，您答我是新华社社长呀！解放军问，新华社社长是干什么的呀？您搜肠刮肚考虑再三后，最后憋出一句话，我当过唐老鸭的领导。”

行文至此，黑龙江分社小彦给我微信，说“朋友圈里的新华人都在疯狂转发此文，我们是不是要异口同声说一声：别了，‘大红’！”老鸭嘿然道：岂止？
来源：深蓝财经
作者：唐师曾